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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纪念馆免费放资金是 支持文化事业发展，提升服务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专项资金不能专款专用的现象，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专项资金违规使用和资金管理中的漏洞，对于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保障财政资金的合法使用效率和推进博物馆事业良好健康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归义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 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研究日本南画和文人绘画离不"文人"这一概念。日本的文人概念与存在很大差异。纵观日本的历史发展，没有像那样形成明确的整体的文化群体。日本南画的产生情境不像文人画那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也没有像那样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品行对一个画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只是作为一个绘画流派存在。江户时代之前的文化群体基本上由僧侣、 、武士构成，江户时代后期，商人也参与到南画创作中来。他们从事绘画活动的目的不同，艺术品味不同，在南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可以说是他们合力完成了明清文人画在日本的南画演化。东山村遗址经两次发掘，发现了1多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一处包括房址和墓地的崧泽文化聚落，其中 揭露9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与小墓的分区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58年前后，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这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社会文明化进程了重要。2年对新砦遗址进行了发掘，主体文化遗存为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遗迹主要为灰坑，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骨器等。此次发掘确认遗址各区有可能是同步发展的同一个大聚落，而非相互分离的四个小聚落。各区的多组地层关系也再次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早于新砦期，新砦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考古显示出"峡江地区"丰富的古文化面貌，特别是东周时期巴、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十分突出。将峡江地区的楚文化遗存与文献相结合，可以较深入地探讨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新的显示，楚人在战国中期已到达云阳、忠县等地。巴楚关系的变化，是由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决定的。通过对考古发掘获得的有关曹操家族墓葬材料的梳理，发现该曹氏家族数代多人的墓葬方向具有朝东的特点，与东汉帝陵、诸侯王陵的墓向朝南的特点比较之后，初步认为曹操高陵墓向的朝东应该是继承了曹氏家族墓葬东向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可能与当时的政 争没有直接的关联。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和传世品，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综合有关佛教舍利塔基和所瘗埋舍利容器的考古发现，可以将北朝至唐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北朝早期，北朝晚期、隋至唐初，唐高宗至武宗灭法，宣宗复法至唐末。古代的佛教舍利容器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古代 ，并与当时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具体形貌有所变化。8年3~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韩城市昝村乡梁带村芮国墓地M28进行发掘。M28为带一条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道位于墓室南壁，葬具为单椁重棺。随葬品有铜礼器、 、车马器和玉石装饰品等。M28的时代约相当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墓主是晚于M27的芮国的又一代国君。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 ，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出了重要贡献。